每当受理了案件经科长分配给各个检察员后，我便协助也是学习帮着审查案卷，最感觉好笑的是从看守所（距检察院不远）提讯犯罪嫌疑人（当时还无必须在看守所提讯的规定）时，我给嫌疑人带上手铐，威风凛凛地与同事一起押着嫌疑人走上去往检察院，就短短十几米的距离，嫌疑人一出来即满地捡烟头，我们忍俊不禁但都及时制止，因有安全隐患。回到院后，承办案件的检察员们依程序在讯问，我便认真地做着记录，经嫌疑人核对无误签字捺印后再还押回去。

　　当内勤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往介休法院送案子，当时院里仅有台吉普车，我这小年轻（当时才21岁）也轮不上坐。我便骑上自己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内装案卷的公文包，车后座上放着要随案移送的赃证物，一般是作案用的菜刀、钳子、改锥等，但有时也有要随案移送的自行车这就比较麻烦了，这时我只能骑一辆拖一辆，常常是一不小心就摔倒了，然后爬起来继续前进，这样的内勤工作我干了近两年时间。不知现在的人们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反正自己当时觉得没什么，因为它就是我的工作。

　　年纪稍大些的介休人都记得，那是在1993年的春天，风干物燥久不下雨，绵山着火了。当时全市各单位各部门都被组织起来上山灭火，动员了数百乃至上千人的队伍不分昼夜地在山上灭火。为了查明火灾起因，严厉惩处肇事者，当时的市政法委组织公检法各部门，分成若干小组进驻绵山脚下的兴地村进行地毯式排查，我和当时的公安局治安股长副股长张盾田（次年他即升任公安局副局长）分在一组，进驻兴地村俗称的“二队”入户排查达一周时间。别的组排查到了兴地村民李平曾在失火当日上山砍柴，还抽了烟，抽完后李平把烟头随手一丢，后来发现着火了，他便扑腾地灭了几下，但由于风大火势迅速蔓延开来，他见势不妙当即把刻有“李”字的斧头藏在附近石头缝里，绕后山溜之大吉逃回村里。该斧头后被公安人员现场提取时，斧把已烧尽，仅剩刻有“李”字的斧头，成为本案最得力的物证。

　　李平失火案成功破获后，为了进一步激励斗志，严惩肇事者，介休市委决定要求迅速在体育场召开一次公判大会（当时的形势允许开公判大会，现在因要保障人权不得再开此类大会了）。为了节省诉讼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在李平被刑事拘留的当日，在介休看守所一间不大的讯问室里，刑警队负责侦查、预审的公安干警还有负责审查起诉的我等人一起讯问李平，各作各的笔录，该案很快诉至法院，最后在该案破获仅一月之际，被告人李平便以犯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而且是被押往公判大会上判处的。

　　现在回过头看这些往事，可能存在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不力或不全面不充分的问题，或者说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比较普遍。还有1996年发生的轰动介休大地的被告人乔世芬向过路妇女泼撒硫酸案也是按同样节奏办理的。当今社会，随着法治的健全和不断进步，各种诉讼制度上的约束性安排大量增多，再像以前那样在很短时间从破案到判决执行即全部完成的事情已经较少发生了。这是社会之幸，人民之福。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理解这句话不仅是从实体上来要求，更主要的是从程序上来要求司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案的，更有利于保障嫌疑人合法权利。

　　还记得，我们在起诉科工作的时最幸福的是随科长张成奎（1948年生人，已退休10年）一起下乡办案，当时我是副科长，科员还有现任院领导孙蕊萍、李兵、冀红等人。当时我们这些人被称之谓“三门”干部，即从家门进校门再进机关大门，对社会尤其是农村的情况知之甚少，就连许多村名都从未听说过。当时煤矿发生了事故是由检察院法纪科（即后来的反渎职侵权部门）侦查，然后移送起诉科审查，这些法纪案子被告人大多被取保候审，而且因系过失犯罪大部分作了免予起诉处理（而现在免予起诉权已成为了历史名词，早已为不起诉所替代）。这样，连讯问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和下去宣布免予起诉决定书，我们一个案件就能下两次乡，从义棠到龙凤，再到板峪化家窑，还有张兰义安万户堡等许多村镇，都留下了我们全科人坐着吉普车高高兴兴下乡的身影和一路的欢笑声语，许多年后与同事闲聊时大家都说在起诉科工作的那几年是我们有生以来最感到幸福快乐的时光，永远不能忘怀……

　　那时候条件十分艰苦，坐着个破吉普车到处跑亦觉得美，觉得活着充实，人与人之间也是互帮互助、互谅互让，从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大家都是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办好案子，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我想这就是检察人的初心和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主题即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就是为人民谋福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作为一名检察工作者唯有投身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之中，坚守初心，砺砺前行，强化司法责任制改革，才是人间正道。今年是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个人从检30周年，权以此短文是为纪念。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兴旺发达，人民幸福。

作者：晋中市介休市人民检察院  任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