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人民检察事业创建八十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山西省泽州县检察院退休老干部，原晋城市郊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吴文庆老人给全院干警讲院史。这位曾以78岁高龄当选奥运火炬手的老人，如今已82岁，但长期的体育锻炼让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他一口气讲了近一个钟头，那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检察往事，显然在老人的记忆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迹。老人的讲述中气十足、声若洪钟、条理分明，给全体干警上了一堂生动的检察传统教育课。

　　“检察员任命检察长”

　　“检察院原来不叫检察院，叫检察署，是建国初期和苏联学来的，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同志提议检察署更名为检察院。山西省检察署第一任检察长是金长庚，是公安厅长兼任的，当时的检察长都由公安局长兼任。晋城县检察长当时也是由公安局长林矗同志兼任的。”吴老的讲述把我们带到了检察机关草创伊始的历史岁月里。建国初期，晋城县成立检察署，一无专人，二无办公场所，由公安局长兼任检察署长，由公安机关代办检察署的镇反工作。1952年检察机关才有了三个专人，一个秘书，两名检察员，当时的职能就是处理贪污干部。吴老在那时从公安局调到检察署任检察员，当时所有任命程序都是组织部一纸调令。

　　吴文庆老人为我们讲述了一件“检察员任命检察长”的趣事:“1954年，兼任检察署长的公安局长林矗同志升任县长，检察长的位置也就空缺下来。我当时负责写材料，认为检察长当然还是由公安局长兼任，因为全国都是这样，时任公安局长的王岩也就以检察长的名字出现在材料上。后来上级打电话问怎么回事，说王岩的检察长谁给任命的，我们说是全国检察长都是公安局长兼任的。上级没有办法也只好这样，于是我这个检察员就任命了一次检察长。”

　　晋城地区的检察机关也和全国检察系统一样，从1949年的初建，到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后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从1955年全国普遍建立检察机关，到1958年和公安法院合署办公，再到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从1978年全国恢复重建至今，经历了初创、发展、中断和重建4个阶段。用吴老的话说，检察事业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工作的盲目、随意到全面规范化建设，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而沉浮，也伴随这个轨迹变化、攀升和繁荣。吴文庆老人就是这一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的讲述，让我们对这一伟大历程有了真切的感受。

　　“鬼告状”告出杀人犯

　　“检察机关于1952年初建后，因为工作任务和职责都不太明确，工作开展比较混乱，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后，全国大部分检察机关撤销，仅保留部分试点。当时晋东南地区保留了晋城和屯留作为试点……从1954年到1956年，当时的检察业务，主要是杀人案件的起诉，一般是那种有明显被告人的案件，无头命案还是归公安局管，罪名当时也大都搞不清楚，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经常弄不清。那时在柳口乡发生了一件命案，老百姓都流传，说是鬼告状告出杀人犯。”在谈到当年检察业务的开展情况时，吴老为我们讲述了这起离奇的案件。

　　1954年的一天夜里，柳口乡(现柳树口镇)某村村民结印(音)死在自己的驴圈内，法院一名同志接到报案后到现场勘查，回来后写了结案报告，结论是结印自己被驴槽砸死。第二年春天，结印的弟弟突然到法院告状，说柳口有个村的神婆突然被结印的灵魂附体，称自己是被同村的福元(音)害死的，吴文庆老人被派往柳口乡调查案件。细心的吴老到现场勘查发现了问题。驴槽比较牢固，并且很重，一个人很难端得起来，更不会轻易掉下去。更让人生疑的是，从驴槽的高度来看，即使掉落下来，也砸不到人的头部，除非把头低到驴槽下挨砸。吴老在村民中进行了调查走访，了解到福元和结印的媳妇确有奸情。后来福元供认了当天夜里，在结印家驴圈内，先用木棒打昏结印，后搬下驴槽，砸在结印头上的犯罪事实。经开棺验尸，结印头部创伤与福元的供述一致。

　　“后来因为只有被告人的口供，没有其他的证据，法院讨论后判了福元无期，法院那个同志因为玩忽职守被判了两年。问那个神婆，怎么灵魂附体的，她说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更不认识福元和结印。鬼告状的事也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吴老到现在也没搞清楚鬼告状究竟是怎么回事，鬼告状的真相也许要永远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谁也不会相信有鬼告状这类子虚乌有的事，这件事给我们印象最深的绝不是灵魂附体之类的传说，它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一名老检察官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察微析疑的办案能力。处于那个年代的检察人，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也许分不清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的区别，也许没听说过证据意识、人权意识，但他们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中，朴素的证据意识、人权意识早已经根深蒂固，他们身上，始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探寻事实真相、知错就改的优良品格，这种证据意识、人权意识、追求真理的品格伴随着检察事业的发展，深深地注入到检察工作的血脉之中，一代又一代传承至今。

　　“检察院过年吃茅粪”

　　检察机关初建时，恰逢国民经济恢复期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条件之艰苦简陋自不必说，但吴老讲述中的困难和艰辛，今天看来仍是不可想像。

　　在讲到检察机关当年的生活状况时，吴老讲了检察院过年吃茅粪的故事。“那时候生活很艰苦，两三周才能吃一顿肉。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叫检察院过年吃茅粪。这是怎么回事呢，检察机关再穷，也不至于过年吃茅粪吧。我们那个小院有个厕所，当时的茅粪是好肥料，过年的时候，我们把茅粪卖给进城收粪的人，卖几十块钱改善生活。时间长了，大家就戏称:检察院过年吃茅粪。”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老检察官们以苦为乐，始终充满着乐观向上精神，他们努力学习文化，披星戴月地工作，不知疲倦地奔波着。

　　吴老回忆道:“两个检察员住一个小屋，又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屋里中间放一张桌子，没有椅子，桌子两边放两张床，就当椅子。1956年时，我们搬到铁窗巷一个小院子里办公，编制扩大到七八个人，是从农村的村支书中选拔的，都没有文化，后来调来一个秘书，小学文化，算是知识分子了。我们早上5点起床去补习文化课，晚上加班到10点，哪有星期天。文书都是自己起草，自己刻蜡版，自己油印。1954年七八月份，检察机关负责对侵华日军罪行的起诉工作。一天上午，太原打来电话让调查一个日本小队长在下村镇一个村杀人的事，让第二天汇报情况。我中午吃完饭后出发，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我步行到下村镇天已经黑了，这个村在离下村镇很远的山上，我找了个群众带路，连夜上山，调查完了后又马上步行赶回城里，第二天早上汇报，完成了任务。”

　　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他们廉洁自律的弦时刻紧绷着，1956年检察院成立了党支部，每周六下午都要召开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位同志因为多吃了一块锅巴，在生活会上作了检查。“那时候发现干部问题不护短，没有走后门说情的。西上庄一个领导因为经济问题被逮捕，他姐夫在某军分区当司令员。家里人找到他，他说:自己犯了法自己受吧。然后给我们打电话说: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这就是我们的老检察官，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党员领导干部。他们高风亮节，他们心底无私，他们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在全国胜利即将来临时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其他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我们的老检察官牢记住了两个务必，耐住清贫，守住寂寞，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吴老的讲述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但却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灵，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今年3月播出的电视剧《东方》结尾有一段台词，让我们略加修改，送给吴老及所有的老检察官，以表达我们的敬意:“当历史的脚步走到公元2011年的时候，当我们的党走过90周年，我们的检察事业走过80年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地感到，那些把一个世界交给我们的人，那些把一项事业交给我们的人，是何等的令人敬畏。也许就是这种敬畏，让我们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殚精竭虑、前赴后继、赴汤蹈火、薪火相传!”